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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兆鳌及其《杜诗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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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兆鳌画像。

 ■戴勤锋

 杜诗的艺术有多方面的成就,无论古体、近体、五言、七言,都有他的独到之处,为历代所重视,仅在宋代就有“千家注杜”之说。到了明末清初,鄞人王嗣奭的《杜臆》和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可谓众多注家中两颗耀眼的“明星”。前者,是王嗣奭晚年对其37年来研读杜诗的整理和总结,在杜诗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以及可供借鉴之法。而后者,是仇兆鳌花费20多年时间,搜集各家注本和本身对作品的理解写就的一部力作,其中对王嗣奭评语引用颇多。它最早刊成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资料极为详尽。有学者评价其为“古代杜诗注释的殿军,论杜集注释之详赡,300年间无人能敌”。

 拜师求学

 仇兆鳌,原名从鱼,字沧柱,号知几子、四明先生,晚号章溪老叟。鄞县(今鄞州区)人。崇祯十一年(1638)十一月十六日出生。本籍山东,其鼻祖仇畲,字泰然,于宋徽宗大不雅观年间,自山东益都来明州(即鄞县),封益都伯,遂家于鄞,曾祖字晓湖,祖字庆元。父遵道,字公路,为诸生。少受知于学使邹嘉生、黎博庵,潜究理学。清军入关后,罢科举不赴,为乡党祭酒,贤俊时出其门。

 按理说,出身书香门第的仇兆鳌也是颗读书种子,但少年时期的他,却给父亲留下过不消心读书,极其“顽劣”的印象,甚至父亲因此常常对他“怒形于色”。不外仇兆鳌的祖母陈氏总是相信“此儿气格清奇,将来必不寻常,但善教之可耳”,不时庇护。仇兆鳌生于晚明,儿时常因战乱随家人东躲西藏,有一段时间学业未能正常进行。但战争并没有对他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他接受教育的时间,只有一年是在明代,就是6岁时开始入馆读书那一年,在君子营从学于骆宝叔,但学业很快中断。

 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四月,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战乱频仍。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陷南京,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人迎降。清军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后挟威南下,破杭州、临浙江,宁波危在旦夕。顺治三年(1646),为避战乱,9岁的仇兆鳌随家人避难于鄞县章溪里,拜西邻陆可前先生为师。顺治四年,10岁,转学到学士桥,从学于陈元朗先生。顺治五年至顺治六年,仇兆鳌11岁到12岁,从学于彭滨王先生。彭先生以“后稷教民稼穑”为题令学生作文,仇兆鳌文章的破题句为:“并耕者非圣人,教耕者乃圣人也”,其中“并耕者”,意为像尧舜那样与百姓一起劳作的人,文章破题句否定了与百姓一起劳作的人,而必定了教百姓劳作的人,说明幼小的仇兆鳌已经对政治才能的重要性有独到的见解。

 顺治七年,仇兆鳌13岁,从学于学士桥袁君履先生。袁君履先生对他有多大影响资料中没有详细记载,但袁君履先生之仲弟袁王前博学多闻,与仇兆鳌朝夕晤对,使他受益良多。顺治八年,仇兆鳌14岁,转入青龙桥孙氏家馆中,从学于王文客先生。冬天,参加童子试考试,但没有考中。顺治九年至顺治十三年,15岁到19岁,仍就学孙氏家馆,19岁再参加童子试,结果仍是“招榜无名”。复校之日,年轻气盛的仇兆鳌不甘心这样的结果,直接推开考场大门,要求考官复试,立就《六艺》,及再复校,遂成为此批童子试榜首。

 顺治十四年,仇兆鳌20岁,进入鄞县县学学习。这年秋天,参加浙江乡试,没有考中。顺治十五年,21岁,离开县学,转入四府前黄天仪家馆中继续学习。从仇兆鳌生活的第一个阶段看,他虽然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战乱,但战乱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太大影响,乱离的岁月倒使他体味到亲情的温暖,嫡母徐氏对他的照顾和呵护,给他的心灵带来许多安慰,使他终生难忘嫡母的呵护之恩。从仇兆鳌的求学情况看,他主要接受的是私塾教育。鄞县是个人文荟萃的地方,宋室南渡以后,由于接近临安(杭州),许多世家大族都在这里安家落户,文化风气浓厚,所以,他幼时虽然“顽劣”,未曾蹈袭乃父之规矩,但在文化氛围浓郁的人文环境中,四处求学的经历给予他重要的影响,为他以后从事学术研究积累了扎实的文化根底。从他求学的过程看,他很聪明,很有见识,有胆量,不甘于失败,敢作敢为,敢于为本身的前途命运争取最好的结果。

 坐馆课徒

 顺治十六年(1659),22岁的仇兆鳌因家境没落中断学业,在邱隘横泾陈家坐馆授童,开始了边养家糊口边参加科举考试的生活。24岁时,在泾水馆得《程朱语类》书,“朝夕参玩,理境渐明”,在必然程度上受到程朱学说的影响。这一年,他开始做“试牍”文选。

 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帝崩,康熙帝立。首开博学鸿词科。康熙三年至康熙五年,仇兆鳌27岁到29岁期间,遭遇官司。官司源于康熙三年夏,资料中说是“以他攀忤邑令”,具体也不知何事得罪了县令,使仇兆鳌陷入讼事。幸有晚明遗逸林非闻、范潞公两先生出手相救,郡守崔维雅亦认为仇兆鳌平时很懂礼敬,不会做出对县令不敬的行为,为他说了许多好话,再加上其他人的帮手,这才使官司渐渐平息下来。三年讼事缠身,耗费了仇兆鳌许多时间和精力,也让家里的白叟为此担惊受怕。他认为这是对长辈的大不敬,“事后追思,尤为抱痛”。这场莫名的讼事,也导致仇兆鳌没有参加康熙五年的“秋闱”,这使他为失去一次应考的机会深感遗憾。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康熙四年(1665),仇兆鳌28岁,适逢黄宗羲授徒讲学于余姚,那年春天,他与同乡好友万斯同等二十余人前往受业。《黄梨洲先生年谱》“康熙四年”笔记载:“……公五十六岁。春,甬上万充宗、季野、陈介眉、夔献、董在中、吴仲、董巽子、仇沧柱等二十余人咸来受业。”后万斯同在《石园藏稿·明儒学案序》载:“黄(宗羲)先生之门人遍于浙东西,而四明仇沧柱先生为之冠。”对其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康熙六年(1667),仇兆鳌30岁,娶邵氏为妻,一年后邵氏病殁。同年七月,康熙帝亲政。康熙七年(1668),黄宗羲带仇兆鳌、万斯同等弟子回鄞县讲学。后仇兆鳌在章现卿家坐馆。康熙八年(1669),仇兆鳌32岁,在武林(今杭州)陈蕴先家中坐馆,常与汪东川、俞掌天来往,谈古论今,探讨八股文,并选葵未墨卷(明清科举制试卷名目之一。乡试、会试时,应试者用墨笔书写试卷,称墨卷),书成之后,不胫而走。这一年,仇兆鳌又因秉笔直书遭权贵威迫惹来官司,不外,这次没有牵涉太久,很快息讼。随即迁馆于程氏。又选己酉乡墨(在明清科举考试的乡试中,把被考官选中而刊印出来给考生示范的八股文文集)。康熙九年(1670),33岁的仇兆鳌在杭州城南云居山上方寺开馆授徒,上方寺附近有一位叫翁锵鸣的明末遗逸,对明代天启、崇祯年间的历史十分熟悉,在史学方面给予仇兆鳌必然的影响。康熙十一年(1672),仇兆鳌35岁,黄宗羲至上方寺探访仇兆鳌,并留诗相赠。

 其一

 积叶窗前日日深,读书好自傍岩阴。

 百科已竭时文力,千载惟留当下心。

 坊社连环何足解,儒林废疾望谁针?

 凭君一往穷经愿,明月当前日未沉。

 其二

 禅院幽扉客至开,上方石壁翳苍苔。

 题名隐显钱江柳,弹指兴亡现去来。

 铿尔磬声留木末,悠然窗影过帆隗。

 城南胜地人文萃,好傍云山筑讲台。

 从诗中可以看出,黄宗羲对弟子寄予了厚望,并鼓励他在学术上要独创己见,敢于争鸣。

 康熙十二年(1673)至十三年,仇兆鳌在诸暨张鸣球家坐馆。康熙十三年(1674),仇兆鳌37岁,续娶姚氏为妻。康熙十四年(1675),仇兆鳌38岁,参加乡试,得中举人,名列第十一。康熙十五年(1676),仇兆鳌39岁,上京赶考,落第回杭州。结识昆山人徐乾学(康熙九年庚戌科榜眼,授编修,先后担任日讲起居注官、《明史》总裁官、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康熙二十六年,升左都御史、刑部尚书。曾主持编修《明史》《大清一统志》《读礼通考》等书籍)、徐元元(顺治十六年己亥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康熙十八年,出任修《明史》总裁,荐万斯同入史局。升国子监祭酒,充经筵讲官。后任左都御史,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同年,黄宗羲撰成《明儒学案》六十二卷。陆陇其(1630—1692,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学者称其为当湖先生,清代理学家,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在《三鱼堂日记》中说,黄宗羲曾以《明儒学案》前六卷见赠仇兆鳌,常有师门唱和。康熙十七年(1678),仇兆鳌41岁,仇石涛、兆鳌兄弟两人请黄宗羲为其父仇公路先生八十寿辰作寿文,云:“石涛,沧柱,承顺严训,服食古圣人之道,昼夜淬砺,声誉毁然,为江湖闻人。而沧柱为当今选家第一,通都大邑,穷乡村校,皆家有其书。”

 康熙十八年(1679)春,仇兆鳌42岁,北上参加科考,考官沈允斌、总裁叶海昌、杨亦准备录取仇兆鳌,却因为考官中有争议,未能金榜题名。同年,仇兆鳌之父仇公路去世,享年8l岁。康熙二十一年(1682),仇兆鳌45岁,再次北上赶考,又落第。康熙二十四年(1685),仇兆鳌48岁,正月,再次进京赶考,始进士及第,考中二甲第八名。仇兆鳌的试卷得到了杨以斋先生的大力称扬,欲置为第一名,由于同事考虑避忌等事,最后被列为第八。但他的试卷仍然得到了康熙的赏识,因为榜已敲定,很遗憾未能名列榜首。五月馆选时,满汉中堂及阁学诸公共同启奏,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仇兆鳌生平的第二阶段,其精力主要放在坐馆课徒和参加科举考试上。虽屡经科举失败的打击,却没有因此对科举考试产生过任何怀疑,最后终于以科举入仕实现了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人生抱负。

 仕宦生涯

 仇兆鳌考中进士以后,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但他并没有特别受重用,也没有得到康熙帝太多的关注,9年之间,既没有政治上的作为,也没有官职上的升迁。大概是因为仕途并不特别得意,仇兆鳌开始关注道教养生学方面的东西,便以为父母迁葬为由回浙东,并请病假在家迁延7年之久。这一时期的主要经历是:

 康熙二十五年(1686),49岁,在京都馆中教学授徒。

 康熙二十六年(1687),50岁,散馆,授任编修官,一个名分好听但无职无权无实惠的官职。

 康熙二十七年(1688),仇兆鳌51岁,负责礼部考试,为考试官。秋,仇兆鳌奉旨校阅《资治通鉴朱子纲目》,蒙康熙皇帝赐予蟒缎绫纱。

 康熙二十八年(1689),仇兆鳌52岁,积学储宝已久,开始辑注杜诗,着手从五个方面编写:一是“考诗题岁月”,二是“解诗中意义”,三是“注典故渊源”,四是“正从来谬说”,五是“采诸家名论”。《杜诗详注·序》:“先挈领提纲,以疏其脉络;复广搜博征,以讨其典故。汰旧注之楦酿丛脞,辨新说之穿凿支离”可证。本年,仇兆鳌幼子廷栋因病夭亡。

 康熙二十九年(1690),仇兆鳌53岁,下半年每半月邀万斯同来京师讲会,宣传黄宗羲经史之学。同年,仇兆鳌参与修订《大清一统志》,顾祖禹、阎若璩、查慎行等亦参与其事。

 康熙三十年(1691),仇兆鳌54岁,参与修订《明史》。本年,黄宗羲有黄山之游,仇兆鳌随侍,万斯同等人作陪。

 康熙三十一年(1692),仇兆鳌55岁,受浙东史学影响撰成《通鉴论断》,从中可见其史学功底,惜稿今不存世。同年,仇兆鳌在京师为其师黄宗羲《明儒学案》作序。

 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一月,仇兆鳌56岁,《杜诗详注》二十五册初稿脱稿,以抄本进奏,其写作历时5年。仇兆鳌《进书表》:“翰林院编修臣仇兆鳌,奏为恭进《杜诗详注》事。伏惟少陵诗集,实堪论世知人,可以见杜甫一生爱国忠君之志,可以见唐朝一代育才造士之功,可以见天宝、开元盛而忽衰之故,可以见乾元、大历乱而复治之机。”此则材料既见仇兆鳌进书之具体时间,也可看出仇兆鳌注杜之动机,在于论世知人,以史鉴世。同年冬至日,仇兆鳌《杜诗详注·序》始成,冠其首。桐城程师恭《读杜诗详注》:“荟萃诸家多创获,指点后学启迷津。甬上仇先生,拥书胜百城。”会稽田易《读杜诗详注》:“四明先生儒林宗,胸中书卷二十车。”会稽金埴《读杜诗详注》:“详注只求得真是,千秋知己神和诚。”

 康熙三十三年(1694),仇兆鳌57岁,康熙命掌院在编检中选择老成博学的人候点教习、庶掌常,满汉掌院欲以仇兆鳌为候选人,仇兆鳌以“先君尚浮浅土(尚未深葬)”为借口推掉了这个差事。夏,直南书房,其间进呈《两经要义》,做《理学真伪论》《丰泽园赋》。冬,仇兆鳌乞假还乡,为亡父迁葬。

 康熙三十四年(1695),黄宗羲卒,享年86岁。黄宗羲卒后一年(1696),仇兆鳌领头与黄门弟子共25人商议“私谥”宗羲先生,曰“文孝”。康熙三十七年(1698)秋,仇兆鳌61岁,应邀南下往粤,在韶州以诗会友,与左岘、潘次耕等人商榷注杜。师友酬唱,切磋学问,仇兆鳌受益匪浅,在《杜诗详注》“杜诗按照”中可见其征引。途中生病,仇兆鳌玩赏杜诗以当药石。

 康熙三十九年(1700)九月,仇兆鳌考定《杜工部年谱》完毕,自宪宗先天元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冬,仇兆鳌“缮写《杜注》发刻,凡二十六卷,皆旌德叶承武所书”。仇兆鳌63岁,迁居新桥高中丞旧第。适逢邑令欲将丁粮并入田税,邀请本地绅士公议。仇兆鳌担心这样做会引发后来者“增力役以痛民”,不同意此举。那些没有田产的人认为变换后对本身极为有利,便“群聚兆鳌宅,毁其外墙”。但仇兆鳌并不因为这些人的威胁而改变本身的看法。

 仇兆鳌生活的第三个时期计有16年时间。这一时期,仇兆鳌虽然有进士身份,考卷也曾引起过康熙皇帝的注意,但在京都供职的一段时间内,官职基本没有上升,主要就是在翰林院学习和做教员。在翰林院供职,是读书人极为向往的,因为这里是进入最高权力机构的跳板,清代很多高官就是从这里走向从政的巅峰。龚自珍还因为不得入翰林而壮志难酬、抱恨以终。但是,这样的职位,如果长期得不到提拔重用,不仅在心理上容易产生厌倦、懈怠,还要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因为它表面上看起来比力风光,实际上却很清贫,《儒林外史》中记载的鲁编修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鲁编修供奉翰林院,因为不善于投机钻营,有职位就被别人占了去,一直坐着冷板凳,在京城还需要许多交际应酬,以致入不够出,为了不在京城赔钱度日,就带着女儿离开京城回到南方。

 仇兆鳌在京城7年没有得到重用,他即便未到鲁编修那样的窘境,但也不会好到哪里。这恐怕也是他借为父母迁葬而告假在家并长期以病假为由不回京都的原因。

 蒙受恩遇

 仇兆鳌仕途的辉煌时期,是在他的晚年。从65岁到80岁,他的仕途比“温吞水”一般的中年时期要顺利许多,不仅获得康熙帝恩遇,并且得到了许多赏赐,官职也一直上升。这对于一个以进士身份进入仕途的人而言,仇兆鳌的人生可以说是成功的。

 康熙四十一年(1702),仇兆鳌65岁,长子廷桂中举。本年四月,仇兆鳌亲自携带誊写好的《杜诗详注》书稿,从鄞县到武林(今杭州)刊刻。同年夏,仇兆鳌始编好《诸家咏杜》,写成《诸家咏杜小序》。

 康熙四十二年(1703)春,仇兆鳌66岁,《杜诗详注》初刻甫成,梓行于世。二月,康熙南巡,仇兆鳌见驾,向康熙表达“鬓发已白,寸心犹赤”的忠心。在武林行官进奏《杜诗详注》刊本两部,得康熙皇帝御书“餐霞引年”四字绫匾,以示皇家恩遇。

 康熙四十三年(1704)九月,仇兆鳌67岁,为老友左岘《杜工部草堂记》作《附记》“表韵事于先贤,抚遗文而叹息”,同月,仇兆鳌再次进京做官。康熙颁赐御书诗扇、松花石砚等。

 康熙四十四年(1075)七月,仇兆鳌68岁,康熙帝赐《皇舆表》一部、御制诗集一部。同年,仇兆鳌与彭会淇(康熙十四年进士、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工部侍郎)、顾图河(康熙甲戌科榜眼,日讲官,湖广学政)等进京纂修《方舆程考》,康熙皇帝赠仇兆鳌绿石砚一方,以示恩赐。升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康熙在热河,专门赏赐仇兆鳌一柄御书东坡养生说诗扇。九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充皇太子讲官、侍读学士。

 康熙四十五年(1706),仇兆鳌69岁,彭会淇因科场案离局,顾图河赴任湖广学政,仇兆鳌独自主持《方舆程考》的修纂,领为总纂官。四月,升侍讲学士,充补殿试弥封官。康熙帝赐《文渊鉴》一部。

 康熙四十六年(1707),仇兆鳌70岁,为兄长服丧。康熙赐玉篆匣砚一方。

 康熙四十七年(1708)十二月二十日,仇兆鳌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其间,仇兆鳌自订年谱《尚友堂年谱》草成。

 康熙四十八年(1709),仇兆鳌72岁,充补经筵讲官、殿试读卷官。代皇帝到昌平祭祀前代寝陵。

 康熙四十九年(1710)四月,仇兆鳌73岁,升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仇兆鳌积劳成疾,日见衰颓。

 康熙五十年(1711),仇兆鳌74岁,以疾乞休,同年三月由京师南归故里。冬,《杜诗补注》辑注完毕,命次子廷模编次,作附记云:“注杜始于己巳岁,迨乙亥还乡,数经考订。癸未春日,刊本告竣。甲申冬,仍上金台,复得数家新注,如前辈吴志伊、阎百诗,年友张石虹,同乡张迩可,各有发明。辛卯,致政南归,舟次辑成,聊补前书之疏略。时年七十有四矣。”又,同年仇兆鳌次子廷模中举。

 康熙五十一年(1712)腊月,仇兆鳌75岁,至吴门度岁,准备发刻《杜诗补注》。

 康熙五十二年(1713),仇兆鳌76岁,重辑后的《杜诗详注》彻底竣工,后补充编纂完《诸家论杜》并作附记。

 康熙五十六年(1717),吴县缪日芑据临川晏氏本校刊《李太白文集》三十卷甫成。同年十月初五,仇兆鳌卒于家中,享年80岁。葬于鄞县东之九曲河。

 纵不雅观仇兆鳌一生,既没有大起大落的仕途经历,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这也许是他在自述年谱中对为官时期的作为不作任何评价的原因。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些资料,从中解读他的内心世界。

 他有浓厚的忠君思想,对清王朝从无二心。仇兆鳌出生于明朝末年,经历了清朝入关南进的战火,尤其是成长于遗民思想浓厚的浙东地区,按理说,他的思想也应该受到影响,但从他留存的资料和诗作看,遗民情绪在他的思想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没有任何怨言地参加科举考试,从未对朝廷政策表示过激烈言行。他严守着封建社会里正统的君臣关系,对君王始终毕恭毕敬。这与被逼无奈参与修订明史,到死不穿清朝官衣,不拿清朝俸禄的万斯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他为人秉性质直,无论出仕入仕,始终不改刚正不阿的性情。在家乡做诸生时,就因为抗忤本地官员而被罗织罪名,很长时间才得以平反。他47岁中进士,廷试策问回答的是关于海禁的问题,他竟然在殿上直言海运方面徇私舞弊跋扈獗,要求海运从百姓利益出发进行改革。江南总督噶礼陷害陈鹏年一案,满朝文武皆知陈鹏年冤屈,却无人敢出面求情。只有仇兆鳌仗义执言,才救下陈鹏年。康熙五十一年,皇帝召见年迈的仇兆鳌闲谈民间见闻,仇兆鳌竟直言:“去年江督噶礼免官,张伯行留任,江南士庶欢腾,臣不胜大庆。”其为人处事可见一斑。

 他有强烈的爱民意识。仇兆鳌在传统思想的熏陶下培养了关心民瘼、体恤民心的思想,他常常以百姓利益为重。康熙三十三年,仇兆鳌乞假归家为父母迁葬期间,正遇上“邑令议以丁粮并入田税,邀绅士公议”,他明确颁发本身的反对意见:“杨炎两税已合租庸为一,后世又加口率之赋,今又并丁于田,后来得无别增力役以病民乎?”在他看来,并税的后期结果可能会使百姓承担双重税赋,这样就会给百姓增加税赋负担。他坚决反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庇护种田人的利益,不让他们重复交税。另一件事也可证明他的爱民。身为康熙王朝的大臣,他曾于康熙四十八年奉命出使昌平祭祀明朝陵寝。其间,他注意到昌平的地方税赋中有一项“羊皮解费”(类似于屠宰税之类)不该征收,还了解到直隶有乱摊乱派的陋规,回来后便奏请朝廷免除了这些苛捐杂税。老百姓对他的所作所为极为赞赏。这些事情都充分说明仇兆鳌是个关心百姓疾苦,牵挂小民利益,能设身处地为百姓着想的好官。杜甫一生,始终以一个忧国忧民的形象浮现在世人面前。后世有仇兆鳌这样一个与其抱负一致、为人刚正的报答其诗作注,也可谓杜甫之幸。

 著述考略

 仇兆鳌一生著述颇多,代表作有《杜诗详注》《通鉴论断》《纲鉴汇纂全编》《周易参同契集注》《悟真篇集注》《两经要义》《自述年谱》等。

 《杜诗详注》是仇兆鳌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从康熙二十八年开始辑注,到康熙三十二年基本完成,到康熙四十二年刊刻告成,后又搜集各类文字,康熙五十二年发刻《杜诗补注》,前后历时24年。

 《周易参同契集注》:《周易参同契》为东汉魏伯阳撰,传为其读《阴符经》《黄帝内经》《老子》及《周易》后所著。全书6000余字,基本是用四字一句、五字一句的韵文及少数长短不齐的散文体和离骚体写成。该书假借《周易》爻象论述表里丹兼修的理论,研究养性延年,强己益身,被称为丹经之祖,在古代科技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悟真篇集注》:《悟真篇》为北宋张伯端所著,是继《周易参同契》之后的又一部丹经,道丹修炼的四大丹经之一,也是历代内丹练家的必读著作。它以诗词的形式总结了宋代以前内丹的正统法诀,在道教史中为承前启后的一部名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书专明金丹之要,与魏伯阳《参同契》,道家并推为正宗。仇兆鳌在《悟真篇集注》卷首有“陆彦孚记”一文,记张伯端的身世较为具体。

 《两经要义》与《周易参同契集注》《悟真篇集注》性质相类,是仇兆鳌对黄帝《阴符经》和老子《道德经》等道教经典进行解说,属于道教养生著作。他还著有《金丹梯梁》《黄老参悟》诸书,说明他很重视道教的养生之学。而从现存资料来看,仇兆鳌为官期间的身体并不是特别好,既有病体迁延的交代,也有康熙皇帝派御医调治的记录,而他竟能有80岁高寿,可能就是得力于他注重养生之缘故。其子仇廷桂、仇廷模续谱也说,康熙五十二年以后,仇兆鳌“旧恙尽痊,耳目聪明,动履康吉”,“与少壮精神意气无异”,死后“含殓之时,颜色温润,肤体如柔如生”,皆得力于“先大夫邃养有素”,可证他注重养生之道。

 《自述年谱》:即《沧柱公年谱》。仇兆鳌晚年所著,大略反映了他一生的行迹。在《清史稿》和别史都缺少记录的情况下,这部年谱成为后人了解和研究仇兆鳌的最重要资料。现知海内仅存两个抄本,一个保留在中华书局图书馆内, 一个保留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内。

 除了上述著述,仇兆鳌还为《天童寺志》写过序。全文如下:

 天童寺志序

 吾四明郡乘之著,始于宋《乾道图经》,后则有《宝庆》诸志之出焉。但名山巨刹之胜迹,附载于郡邑志乘中,不免难免略其所详,乌可无专志以详之?盖其建置兴废,历岁久远,中间圣僧古德间起迭传,必有当代帝王、懿亲、藩侯崇奉敬礼,光耀法门。加以元夫巨公、学士大夫塔铭、纪传之表章,词流逸客蜡屐扶筇之题咏,往往溢册盈篇,留贻来世,不有记载,何从考稽?然欲穷搜广辑,众体毕备,勒成全书,盖亦难矣。予览《天童志》而窃有幸也。寺自晋永康以来,海内禅宗羣尊为祖庭者,历千余年于兹。四方绅士游吾里者,辄指琳宫化城,登临览胜。忆少时经行斯地,未惬幽寻;本年春,予来山中,恭祝今上圣天子万寿,憩止弥日。窃叹林壑窅深,藏蓄万象;诸天森列,备极崇闳。真佛国之奥区,蕴灵秀而发光华,胥在于此。然则寺之专志,岂可少哉?鉴西惢泉闻子,同竹窗介公,慨前志之未备,殚心搜辑,积岁累时,遂与主席伟载乘公荟萃而增续之。厘为十卷,次第具举,有条不紊。书成,乞予言弁诸首。予惟志乘之作,参稽贵详,证据贵核,诠次贵明。是书有正疏、有参纪、有质实、有从正、有存俟、有附证,体裁既当,意义复该,征信补遗,又何阙略之有?吾知此志一出,洵为太白名蓝益增伟不雅观。后有作者,庶继继绳绳,增修弗替可也。

 郡人仇兆鳌撰

 这本《天童寺志》为清康熙间刻,是闻性道(约公元1644年前后在世,字天乃,宁波人。生卒年不详)、释德介(竹窗德介、于石介,曾住甬城寿昌寺,生卒年不详)以明朝等旧志为参考,合撰的新志。卷首为序、山图、寺图与凡例;下分十考:山川、建置、先觉、盛典、云踪、法要、塔像、表贻、辖丽附庄产、附余等,各一卷,共十卷,乃集天童寺文献之大成。

 天童寺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300),为佛教禅宗五大名刹之一,号称“东南佛国”。仇兆鳌能为《天童寺志》作序,说明他当时在甬城文坛中也享有必然的盛誉。这篇500多字的序,从历代四明志书说起,继而讲述天童寺的历史及其在佛教中的影响和地位,最后介绍寺志的内容。其间还不忘“恭祝今上圣天子万寿”。整篇文章详略得当,语言通俗易懂,内容生动具体,不失为一篇佳作。

 文献价值

 《杜诗详注》作为仇兆鳌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以资料详尽著称,被称为杜诗注本“集大成”之作,至今仍不失为阅读杜诗的一种重要的参考书。该书诗文分列,卷一到卷二十三为诗,末二卷为文赋。以年编为次,而编年又以朱鹤龄所编《杜甫年谱》为主,略有增益。其书编制,诗题下先指明作诗时地,后解释词语及全诗诸问题,诗文之下,先释大意,字句串解,亦时有评论发挥。其于词语注解尤为详尽,广征博引,务求其出处由来,尽力搜求前人及当世注家之见解,援引所及不下百家。诗之长篇分段注释,至全诗终了再行总述。注解诠释之后,又编录各家评论,凡前朝、时人之别集、杂著、诗话、笔记中涉及杜诗之评论,都一一列举,极有助于对杜诗的理解。《四库全书总目》谓《杜诗详注》“援据丰富,而无千家诸注伪撰故实之陋习,核其大要,可资考证者为多”。仇兆鳌正是凭借着片善不遗的精神进行了毕生的广搜博采,才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注杜成就。而最让后人值得庆幸的是,仇兆鳌征引的许多历代杜诗学文献,如今已经散佚,因此这些资料不仅提高了仇注的学术价值,对于文献的保留和辑佚亦具有重要价值。

 对宋代杜诗学文献的征引。宋代是杜诗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成果极为丰硕,故《杜诗详注》对宋代的注杜成果征引不少。如宋蔡兴宗《重编少陵先生集》尚早于赵次公注,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又如宋梁权道编《杜工部年谱》,仇兆鳌《杜诗详注》所作杜诗系年,时引梁氏之说,谓“梁权道编在某年”云云,学者当可藉以知其大略。此外,宋代陈浩然本杜诗乃分类编纂,仇兆鳌《杜诗详注·凡例》“杜诗伪注”云:“分类始于陈浩然,元人遂区为七十门,割裂可厌。”但仇注屡引“陈浩然本”,如《秋雨叹三首》其三“秋来未曾见白日”句下注云:“曾,陈浩然本作省。”《北征》“乾坤含疮痍”句下注云:“含,陈浩然本作合。”《石壕吏》“有孙母未去”句下注云:“有孙,陈浩然本作孙有。”等等。仇注的这些征引,对我们了解陈浩然本的面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上述几本书清初尚存,可惜今已散佚。

 对元、明杜诗学文献的征引。宋元易代之际的俞浙著有《杜诗举隅》,此书是在俞浙死后,由其玄孙俞钦刻印行世的,由于流传不广,至清初已不易见。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亦有所征引。明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等,仇兆鳌均予著录。又如明刘逴《唐诗类选》(该书已佚),其中杜诗部分为仇兆鳌《杜诗详注》征引。再如明全大镛著《杜诗纲目》,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民国)鄞县通志·艺文志》著录,已佚,仇兆鳌《杜诗详注》亦有所征引。明代郑明选(字侯升)著有《杜诗卮言》,已佚。仇兆鳌《杜诗详注·凡例》历代注杜”条云:“郑侯升之卮言,杨德周之类注,俱有辩说证据,今备采编中”。此外,明周甸《杜释会通》七卷传世极罕,现仅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为海内孤本,仇兆鳌《杜诗详注》亦予征引,实属难得。

 对清初杜诗学文献的征引。明末清初是杜诗学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在仇兆鳌之前出现的杜诗学文献已经超过百种以上。仇兆鳌在《杜诗详注·凡例》中《近人注杜》云:“卢世潅之《杜诗胥抄》、申涵光之《说杜》顾炎武、计东、陶开虞潘鸿、慈水姜氏,别有论著,亦足见生际盛时,好古攻诗者之众也。”仇兆鳌提到的这些文献,都是明末清初问世不久的杜诗学著述,其中有很多文献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同乡王嗣奭(1566—1648,今鄞州区云龙镇甲村人,官涪州知州,是第一个把杜甫尊为诗圣的人)《杜臆》成书后一直不为人知,至仇兆鳌《杜诗详注》大量征引始声名显露,此前既未经引用,亦不见于各家书目。仇兆鳌在《杜诗详注·凡例》“历代注杜”中云:“宋元以来,注家不下数百……其最有发明者,莫如王嗣奭之《杜臆》。”若非仇氏的征引和扬誉,取得如此重要成就的《杜臆》恐要湮没近300年,则仇氏于杜诗学之功真可谓大矣。

 由于仇兆鳌《杜诗详注》保留了大量珍稀杜诗学文献,而这些文献在仇氏之后又大量残损乃至亡佚,所以《杜诗详注》的征引对辑佚和校对这些文献具有无可比拟的文献价值。当然,仇兆鳌的《杜诗详注》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由于仇兆鳌过分尊杜的注杜倾向,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许多杜诗学文献的散佚和缺失。仇兆鳌自称,所引诸家评论,“凡与杜为敌者,概削不存。”(《杜诗褒贬》)自从明代以来,对杜甫及其诗歌的评论经常有一些负面的评价,其中的代表有杨慎、王慎之、王夫之、申涵光等人。他们的评价虽然有很多偏颇之处,但很多是针对历代注杜之弊而发,有些对杜诗的批评也是中肯的。然而仇兆鳌则将这一类评论全部删去,这就造成了许多真知灼见的丧失,这无疑是杜诗学文献史的一大损失。但瑕不掩瑜,这部书确实收罗详备,材料扎实。它和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杜诗注解》,黄宗羲的明史考证、明代学术史资料的搜集以及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朱鹤龄的《杜工部诗集辑注》等一样,与乾嘉学风不谋而合,适应了当时和后来的文化需要,终使这部书成为清代唯一被全文收录《四库全书》的杜诗学著作。

仇兆鳌及其《杜诗详注》
 
 
原标题:
编纂:廖娟娟
来源: 20-08-10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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